七月末的风岭镇，夜里总带着股化不开的湿意。山风裹着矿山飘来的细尘，贴在镇政府办公楼的墙面上，留下一层灰蒙蒙的印记。已经是晚上十点，整栋楼只剩雷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，暖黄的光线从窗帘缝里漏出来，在空旷的走廊上拖出一道细长的光带，像一条不肯熄灭的希望。
雷杰坐在办公桌前，椅子的靠背已经被磨得发亮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只是俯身盯着桌上摊开的一叠材料。最上面是张哥传来的李振国案尸检报告复印件，“胃内容物检测出微量***”那行字被他用红笔圈了三遍，旁边写着“省厅病理科复核中”；下面是小陈手绘的李振国事故现场图，用蓝色马克笔标注出刹车痕迹的异常弯曲角度，旁边附了一行小字：“对比正常紧急制动痕迹，偏差约30度”；再往下，是李振国妻子提供的当年遗物清单，“小米行车记录仪（未归还）”几个字被划了波浪线，旁边贴着一张小陈偷偷拍下的、李家窗外来回游荡的黑色桑塔纳照片——车牌被遮挡，只能看到车身侧面的一道划痕。
他的手指在这些材料上反复摩挲，指腹能感觉到纸张边缘的毛糙。桌上的搪瓷杯里，早上泡的菊花茶早就凉透了，花瓣沉在杯底，像一堆失去生机的枯叶。手机放在手边，屏幕亮着，停留在和小陈的加密聊天界面，最后一条消息是小陈半小时前发的：“雷哥，王兵在省培训中心没上课，下午看到他和一个穿黑西装的人在酒店见面，像是赵天霸的手下。”
雷杰闭上眼，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这些天的画面：李振国妻子在电话里发抖的声音，“他们说再跟你们联系，就把我儿子绑走”；小陈在镇政府门口的角落里打电话，帽檐压得很低，怕被监控拍到；老刘上次送账本时紧张的样子，“雷书记，天霸的人盯着呢，您可得小心”。这些画面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，让他既愤怒又无力——明明疑点重重，明明对手的手段如此拙劣，却因为那层看不见的“保护伞”，连一份正常的复核申请都被卡在“初步评估”里，动弹不得。
“不能等了。”雷杰猛地睁开眼，拿起桌上的钢笔，在一张空白的稿纸上写下“李振国案”四个字。他知道，常规的程序已经走不通了，马文斌和周大海用“评估”当借口，实则在拖延时间，销毁证据。他必须绕过这个僵局，直接找到林雪——只有这位县委书记，才有足够的权力和魄力，打破这层坚冰。
但他不能只给林雪一份简单的“疑点汇总”。他要写一份不一样的报告，一份能让林雪看到全局、看到利害、看到不查不行的报告。这份报告，不仅要摆事实，更要讲透李振国案背后牵扯的凌源困局——这不是一桩孤立的旧案，而是解开凌源黑恶势力、官场生态、民生困境的关键钥匙。
雷杰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拉开一条窗帘缝。外面的夜色很浓，远处矿山的灯火已经稀疏了，只有镇东头的小卖部还亮着一盏灯，隐约能看到老板在收拾货架。他想起三天前下乡时，遇到的一位姓王的老人，老人家里的鱼塘被富民矿的污水污染，死了一塘鱼，他去找刘富贵理论，被矿上的保安打了一顿，最后只能自认倒霉。“雷书记，不是我们不反抗，是我们不敢啊，天霸的人连记者都敢动，我们小老百姓能怎么样？”老人当时的话，此刻清晰地回响在他耳边。
雷杰握紧拳头，回到办公桌前，重新坐下，摊开稿纸，笔尖落在纸上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
稿纸的抬头，他斟酌了很久，最终写下：《关于彻查李振国同志身亡案与打破凌源发展僵局的几点思考》。标题没有用“请示”或“报告”，而是用“思考”，既保持了对上级的尊重，又带着一种不容回避的紧迫感。
正文的第一部分，他没有直接谈疑点，而是先回顾了李振国的生平。他写道：“李振国同志，1988年生，2013年入职《凌源晚报》，任社会新闻部记者期间，累计发表监督报道47篇，其中23篇涉及民生领域，包括天霸小贷暴力催收、兴盛矿污染、机械厂安置款挪用等问题。2019年7月10日，其最后一篇报道《兴盛矿污水直排，下游村民饮水难》见报后，收到匿名恐吓电话；7月15日，驾车从风岭镇返回县城途中，坠崖身亡，官方结论为‘单方交通事故’。”
他特意加入了李振国报道的具体数据，这些数据是小陈从《凌源晚报》档案室查到的，能让林雪直观地看到，李振国不是一个普通的记者，而是一个长期关注凌源黑恶势力的“吹哨人”，他的死，绝不可能是偶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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