市郊的废弃纺织厂改造区,是这片城市最安静的角落。生锈的铁栅栏围着一栋独栋小楼,栅栏上缠着带刺的铁丝网,门口站着两名穿黑色作训服的哨兵,肩章上没有任何标识,只有腰间的对讲机偶尔传出短促的电流声。这里是市纪委的秘密办案点,连GPS地图上都只标注为“仓储用地”,内部的每一面墙都贴着三层隔音棉,连隔壁房间的说话声都传不过来。
审讯室在小楼的二层,面积不到二十平米。天花板上的LED灯是冷白色的,光线均匀地洒在金属审讯桌上,没有任何阴影——这种灯光能最大限度瓦解人的心理防线,让谎言无处遁形。王兵坐在桌后的固定椅上,椅子是螺栓固定在地面的,扶手两侧有隐形的约束带,此刻虽然没扣上,却像一双无形的手,牢牢锁住了他的动作。
他的状态已经糟到了极点。连续十六个小时的审讯,让他眼窝深陷,眼下的青黑像涂了墨;嘴唇干裂得起了皮,他时不时会用舌头舔一下,却越舔越干;身上的灰色衬衫早就被冷汗浸湿,后背贴在椅背上,带来一阵黏腻的冰凉。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椅扶手的塑料纹路,指甲缝里还沾着昨晚被抓时蹭到的墙灰,眼神始终躲闪着对面的吴天雷,不敢与之对视。
“王兵,我们再问一遍,2019年7月15日,李振国事故现场的刹车痕迹照片,为什么少了弯道处的关键角度?”吴天雷的声音很平静,没有丝毫波澜,却像一把钝刀,反复切割着王兵的神经。他面前摊着一叠厚厚的材料,最上面是当年的现场勘查记录,“技术员小张的笔录里说,他当时拍了完整的照片,是你让他删掉了三张,为什么?”
王兵的头垂得更低,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:“我……我记不清了,当时天黑,可能是小张漏拍了……我只是按程序审核,没注意……”
“按程序?”吴天雷拿起一支笔,轻轻敲了敲桌面,“程序规定,现场勘查照片必须由两人核对签字,你和小张都签了字,现在说漏拍?你觉得我们会信吗?”
王兵沉默了,手指抠得更用力,塑料扶手被他抠出了几道白痕。审讯室里只剩下空调的“嗡嗡”声,冷白色的灯光照在王兵的脸上,把他的慌乱照得一览无余。吴天雷没有再追问,他知道,硬逼是没用的——王兵在公安系统待了十几年,知道审讯的流程,也知道如何应对,必须找到他的软肋,才能打破他的心理防线。
吴天雷翻开手边的另一本材料,是王兵的家庭情况调查记录,上面贴着他家人的照片:妻子穿着蓝色的厂服,站在纺织厂门口,笑容有些拘谨;儿子王浩穿着校服,手里拿着一张“三好学生”奖状,眉眼间和王兵很像;父母坐在老房子的院子里,父亲手里拿着拐杖,母亲戴着老花镜,正在缝衣服。
“你儿子王浩,今年初三,在县实验中学读实验班,对吧?”吴天雷的语气突然软了下来,不再是之前的严肃,反而带着一丝闲聊的随意,“我看材料里写,他上次模拟考是全县前五十,想考市一中的理科实验班?市一中的实验班不好进,去年录取线是685分,你儿子还差二十分,你是不是还托人找了市一中的老师,想让他去参加自主招生?”
王兵的身体猛地一震,头抬了起来,眼神里第一次有了明显的情绪——不是恐惧,而是担忧。他的手指停住了,紧紧攥成拳头,指节发白:“你们……你们查我家人干什么?这跟案子没关系!”
“怎么没关系?”吴天雷看着他的眼睛,语气依旧平静,“你爱人在县纺织厂上班,一个月工资三千二,还要还两千五的房贷,你父母身体不好,父亲高血压,去年冬天住了半个月院,花了三万多,母亲有糖尿病,每天要打胰岛素,一个月药费一千多。你儿子的自主招生辅导费,一节课就要两百块,这些钱,靠你每个月六千块的工资,够花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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