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看看群臣参劾苏轼的罪名，最大的罪名不过是“谤君”，还有就是结党私聚。
这事儿的弹性太大了。
几个落魄的被打压的旧党官员多年后重逢，在一起聚一下，聊几句时政，兴许喝得兴起也会骂几句昏君……
对大宋宽松的政治环境来说，这算事儿吗？
大宋的君臣从何时起，已变得这般不能容人了？
再说后果，赵孝骞的分析没错，办苏轼容易，办了他之后呢？天下文人士子对他这个皇帝，对大宋朝廷会是怎样的看法？
以苏轼如今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，若真治了他的罪，章惇倒是没事，他这个皇帝可就背锅了，不知会被多少文人写进文章诗词里，各种痛骂各种讽刺，皇帝的名声迎风而臭，而且一臭就是几百上千年。
而赵煦和朝廷得到了什么？
除了臭名昭著，什么都得不到。
赵孝骞分析过后，赵煦的思路顿时清晰无比，同时也在暗暗懊恼，今日的朝会上，自己不该那么痛快表态的。
当时被章惇和群臣一逼，再加上从表面看，不过是查办一个贬官，赵煦便没想那么多。
现在仔细一想，后果很严重，赵煦才二十来岁，他不想被天下的文人写进文章里遗臭万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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