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将矛头隐晦地指向了那杯可能被下药的酒，以及递酒的人，我的妻子
站在证人席上的妻子则冷得像冰雕。
她梳着整齐的低马尾，化了淡妆，罩着沉静的灰色外套，跟那晚全身布满唇印、呻吟到失声的女人判若两人。
她把手放在桌上，声音平稳地作证：“我当时不着寸缕，被要求与多名嘉宾饮酒，酒杯不断换，我无从确认谁递来的是什么。王衡单独向我敬酒时，我没有拒绝。我承认我饮用了那杯酒。”她停了停，抬起眼睛紧盯着法官，“但我喝的每一杯都在所有人注视下进行。王衡之后做的事，与我无关。”
她的陈述没有一丝颤抖，也没有任何附带的委屈或求饶。她把事实摊在法庭中央，任由旁人去解读。
王衡听完之后立刻吼起来，说她“和老刘头串通”、“为了掩盖她自己的淫乱牺牲我”，还猛拍桌子要冲过来，被法警按回席位。
法官瞥了一眼证词和血检报告，最终没有采纳“幻乐酮致幻”的辩词。
理由简单：王衡在现场还精准地用刀制住人质，手法熟练，反应敏捷，不符合严重药物中毒的行为特征。
而妻子的证词——她被迫全裸，跟多名参与者近距离饮酒——反而成为定调王衡“自知环境”的关键。
而且，检方指出，他体内的毒品类药物成分远不止一种，有理由怀疑他是自己磕药磕多了，罪加一等。
我坐在旁听席上，手心冷汗一层层沁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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