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可以把刀放下了。”
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那把刀，觉得自己有点好笑。
“喔，习惯了。”
我去厨房把刀放回了抽屉，出来之后在她对面的床边坐下。这个位置跟她之间隔了一张桌子，桌上还摊着我没写完的笔记，台灯开着，路灯的蓝光从窗户照进来，房间里一半暖黄一半幽蓝，她坐在暖黄的那一半里，脸上的轮廓被台灯勾出来，看起来确实就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。
“这么晚来，什么事。”我说。
她把两只手叠在桌上。那个姿势像极了一个来谈正事的成年人，但她的手太小了，十个手指叠在一起还没有我一只手的面积大，那种反差让我嘴角抽了一下，但我忍住了，等她开口。
“我最近判了一个案子。”她说，“一个四十多岁写散文的，在城东那边，核验分数六十一，按规则要走程序，我给他裁决了。”
“但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，”她继续说，“他在等结果的时候写了一首诗，写在等候室的纸上，写完自己揉掉了，扔在地上，执事捡到了交给我。”
她又停了一下。
“我看了那首诗，看完了我还是判了他，但那首诗我到现在都忘不掉。”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