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极致的恐怖与破坏，摧毁对手的战争潜力，并震慑所有潜在的反抗者。
曹军之前通过这种模式，取得了不错的战绩。
而骠骑大将军斐潜麾下的军队，则经历了数年的改造与重塑，其核心建军思想，深受民本的影响。
斐潜极力推行军屯、民屯，强调军队自给与保护生产。
军队的粮饷供应逐渐系统化，对劫掠百姓的依赖性大幅降低。
更重要的是，斐潜集团在河洛地区的统治，建立在恢复秩序、发展生产、授予田亩、减轻赋役的基础之上。骠骑军的许多中下层军官乃至士兵，其家族本身就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，他们的家园田产就是来源于这种新的制度。
保护百姓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保护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属的这个利益共同体。
更深一层而言，这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差异。
曹操行事，更多带有法家霸术的色彩，为达战略目的，可不择手段，百姓疾苦在其宏大布局中是可以计算的代价。而斐潜则在河洛尝试构建一种新的秩序，一种强调生产、分配、保护的秩序，其军队不仅是战斗工具，也被赋予了守护这份秩序的职责。
于是乎，当杜畿、黄忠看到百姓遭屠、田亩被毁时，他们不仅仅看到的是惨状，更看到的是敌人正在疯狂破坏他们主公力图建立、并且他们也已习惯并开始认同的这个新秩序。
杜畿等人，以及骠骑兵卒军校的愤怒，既是出于人性本能的同情，更是出于一种家园被毁、事业被践踏的集体愤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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